您的位置:章文莲律师网 > 成功案例 > > 正文

非法拘禁罪--传销拘禁致人死亡案

来源:未知作者:admin时间:2016-09-26 15:35:12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品义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某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查阅全案的卷宗材料及今天的庭审,针对本案的事实和法律作罪轻辩护意见,以供法庭参考。
一、【事实部分】
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非法拘禁罪的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被告人张某某已经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理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鉴于被告人张某某已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因此,本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某涉嫌非法拘禁罪没有异议。但针对本案相关事实辩护人提出以下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关于被害人张某龙的死因。
首先,被害人张某龙送往的抢救医院系莆田涵江医院,而该院《死亡医学证明书》明确载明死亡原因:“死亡原因不明”。同时,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中记载“不排除中暑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另“排除因机械性窒息及机械性窒息所致死亡”,由此可见,张某龙的死亡原因排除外力伤害致死,然而中暑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也属于自身疾病造成死亡的原因。
其次,对于死亡的结果,被害人张某龙自身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了解,本案传销组织“大主任”肖某与“主任”路某伟、蓝某义安排了一个专门看门管钥匙的“管家”张某康限制组织人员进出,除此之外,一切成员均系相对自由的,每人手上都有手机,除了外出,其他一切活动自由。在此情形下,张某龙完全有拨打报警或者求救电话的机会和条件,然而,自始至终,张某龙并未拨通任何人的电话求救。作为正常人对自身疾病感知及忍受度系其他人无法知晓的,中暑、感冒再普通不过的疾病,现实生活中,因为中暑、感冒而死亡的人毕竟为数不多。张某龙放弃自救,其他成员积极照顾,但对死亡的结果无法预知。
因此,本案被害人张某龙的死亡既非本案各被告人殴打、侮辱致死、也非被告人的行为致其自杀,而是因其自身疾病,被告人延误送往医院治疗产生的结果加重情形,即死亡的发生。
(二)被告人张某某属于一般的、间接的拘禁行为。
(1)所谓的一般非法拘禁是指《刑法》第238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不属于本条规定之其它款项,即不属于本条第二款“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明确了一般非法拘禁罪的成立条件,也规定了非法拘禁罪结果加重犯的成立条件。该规定虽然是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特殊主体,但是对于普通公民的非法拘禁案件亦有刑法上的指导意义。该规定明确规定“非法拘禁,情节严重,导致被拘禁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应理解为一般的非法拘禁罪;而“非法拘禁,造成被拘禁人重伤、死亡的则应理解为《刑法》第238条第2款所规定的非法拘禁罪的结果加重犯。也就是说《刑法》第238条第2款情形的,必须是非法拘禁与被拘禁人死亡之间具有直接性的因果关系,非法拘禁行为本案具有造成他人死亡的危险性,且行为人主管上海必须对死亡的结果具有过失。”
《刑法》第238条第2款的“致”是直接行为而致。也就是说,非法拘禁行为和过程直接导致死亡的发生,然而,从本案查明的拘禁行为和拘禁过程、拘禁的性质、手段和强度,是不可能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
(2)如被告人所言,如果知道被害人张某龙的病情会导致死亡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让他离开被拘禁地。这充分说明,被告人张某某完全没有预料到中暑会死亡。客观上,本案查明的拘禁行为本身不具有造成他人死亡的可能。被害人张某龙不是他杀、不是自杀,也不是自残。当然不可否认本案拘禁行为系被害人张某龙死亡发生的诱因,死亡的发生属于多因一果,但拘禁行为不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如前述,被害人张某龙完全有自救的可能和条件,但其本身都没有采取自救行动,旁人不可能预知他身体情况,甚至认为属于身体可承受范围内,更不曾预料他的中暑能发生死亡的结果。
综上,基于非法拘禁情节的不同,刑法238条第一款规定了不同的量刑幅度,从而衡平罪、责、罚,以实现刑法的公平与正义。本案,对于间接引起的死亡结果,作为一般非法拘禁罪的从重甚至加重考虑,辩护人认为完全能够实现罪、责、罚相一致的刑法原则。恳请法庭在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二、【量刑部分】
被告人张某某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体现如下:
(一)被告人张某某在本案犯罪中的地位。
被告人张某某应列为本案第四被告人,非第三被告人。理由如下:
1、本案整个拘禁过程在路某伟、蓝某义等人的控制和监督之下,作为普通成员的张某某并没有任何实权,即便其本人要出门也仍受路某伟、蓝某义等人的监督,经路某伟、蓝某义等人电话同意后,管家张某康开门,并安排专门人员跟随看管方可出行。
2、本案被害人系受被告人栗某元蒙骗将人骗至莆田,并安排人员与其接头并安排到被拘禁场所。栗某元系主导因素,如果不是其将人拉至被拘禁场所,其他成员也无法对其进行任何人身自由的限制。因此,栗某元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等均比张某某来的大。
3、被告人张某某对被害人做的工作是进行谈话式洗脑。限制人身自由行为并非张某某所能干涉和完成的,如果真的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那么也是整个集体一起实施的,本案所有参与传销的成员均为“会员”成员,即积极参与传销组织,张某某也是其中一员,作为传销组织里最底层成员,对被害人张某龙进行限制人身自由并非张某某一个人能够实施。
4、被告人张某某的拘禁行为,是胁从行为,系间接拘禁行为。直接拘禁行为系大主任、主任及管家。
本案的拘禁行为就是在拘禁场所的大门不能随便出入,房间的窗户系钢筋封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特别的设备和措施。而成员要进出需要主任批准同意,主任电话给管家,管家开锁放行,另安排专门人员跟随。因此,直接拘禁行为执行人系主任及管家,而张某某等也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受害者之一,与被害人张某龙相同。区别在于张某某缴纳了会员费,成为“老板”,作为组织一员,成为传销组织的犯罪工具,对新入组织的张某龙进行劝说式洗脑。张某某等人平时在组织里除了对新入成员洗脑,其余时间都自由安排,吃、喝、睡,并无他事。因此,即便张某某具有拘禁行为,也是间接拘禁,并非直接拘禁行为人。
综上,作为集体成员之一的张某某是胁从拘禁行为,与直接非法拘禁教唆者、执行者的路某伟、蓝某义和积极将被害人张某龙骗至莆田并安排到拘禁场所的栗某元,被告人张某某的情节显著轻于被告人栗某元。因此,结合被告人张某某在本案犯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告人张某某应为本案第四被告人的地位。
(二)被告人张某某本身也是受害者。
张某某也是与本案被害人相同的方式被骗至莆田,也被进行洗脑传销,只是张某某意志比较薄弱,最终向传销组织缴纳了2800元会员费。因此,张某某本案也是受害者,并非该传销组织的创始成员。
(三)被告人张某某被迫参与非法拘禁,处于被教唆和胁从地位,系胁从犯,依法应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的传销组织结构如下:老总>大主任>主任>老板>帅哥。帅哥系刚被骗入传销组织尚未缴纳费用的成员,老板是缴纳一个人会员费的成员,主任以上是缴纳多人,欺骗多人缴纳费用的成员。作为“老板”的张某某缴纳一个人的费用2800元,至今未欺骗任何他人至传销组织。作为食物链最低端的被告人张某某,显然在整个传销组织中是没有任何权利,被传销组织安排对新入成员进行洗脑等辅助性工作。
鉴于其在成员中的地位,传销组织安排的所有活动,作为普通成员的张某某自然只能服从并执行,如上述,对被害人张某龙限制人身自由的也是整个集体普通成员按传销组织的命令执行。
另外,限制被害人张某龙人身自由的直接执行人系大主任、主任及管家,如果没有大主任、主任的同意,掌管大门钥匙的关键是不会开门的。而张某某等一行人在被拘禁场所真正意义上的拘禁行为就是进行洗脑、劝说,系传销组织的一个工具而已。与教唆者和胁迫者的“主任”相比,张某某属于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的情形和范畴。
《刑法》第28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张某某的协助非法拘禁行为符合被胁迫参与,被教唆的构成要件。
(四)被告人张某某对被害人张某龙进行了积极施救,应酌情减轻其刑罚。
被害人张某龙害病期间,积极照顾张某龙,发现情况不对,立马给主任打电话等待救援,并积极送往医院抢救。整个过程张某某主观上都不希望死亡结果的发生,并且已经积极进行施救,从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上看要比拒接将病重被害人放行送往医院治疗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路某伟、蓝某义等人,张某某的情节显著轻微。
(五)被告人张某某属于初犯、偶犯,其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
(六)被告人张某某愿意对家属进行赔偿,也愿缴纳罚金。
综上所述,鉴于被告人张某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处于辅助的,胁从地位,并且属于间接拘禁行为。符合《刑法》第238条第1款规定的刑罚,并且亦是受害者的被告人张某某对被害人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建议对被告人张某某适用缓刑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本性善良,对被害人张某龙没有伤害意愿。被蒙骗拉入传销组织,后又称为传销组织的犯罪工具,恳请法庭对其减轻处罚,给张某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此致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福建品义律师事
             章文莲   律师
二0一六年 月 日
 

相关文章